1983年，广东推进地市合并，原来的佛山地区被撤销，一个新的地级佛山市正式建立。新的行政格局不只包括佛山城区，还把南海、顺德、三水、高明等县域纳入统一管理，市管县体制也在这个时候落了地。放在当时来看，这不只是一次区划调整，更像是把分散发展的几股力量拧成一股绳，珠三角县域联动发展的路，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慢慢铺开的。 两年后，卢瑞华当选佛山市市长，成为地市合并后的首任市长。这个位置并不好坐，因为新佛山表面上已经完成合并，真正难的部分却刚刚开始。几个县经济都很活，各有各的产业底子，各有各的发展惯性，可问题也很明显：产业布局偏散，基础设施高低不一，城区和县域之间缺少更顺畅的统筹。对卢瑞华来说，摆在面前最现实的一道题，就是怎么把“合并”变成真正意义上的“整合”。 卢瑞华本身是工科出身，又长期在佛山工业一线工作，对当地制造业家底很熟。他不是那种只讲概念的人，更看重怎么落到工厂、车间和县域发展上。所以他上任后先抓的，不是表面的声势，而是管理关系的理顺。新体制既然已经建立，就得让市和县真正转起来。佛山市级政府的职能怎么分，各县和城区之间权责怎么落清楚，干部如何调配，资源怎么使用，这些都要一点点捋顺。只有这一层跑通了，后面的产业升级、城乡联动才谈得上。 在处理市县关系时，他没有简单用“一刀切”的办法压平差异，而是尽量保留各县本来就有的积极性。在那个改革开放不断加速的阶段，这种做法很关键，因为南海、顺德这些地方最宝贵的就是敢闯敢试的劲头。如果把地方活力管死了，新体制反而会变成负担；如果只顾放活、不做统筹，又容易继续各自为战。卢瑞华要做的，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能运转下去的平衡点。 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，他提出了“科技建市”的思路。这个提法放到今天看似常见，可放回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其实相当前瞻。当时不少地方还停留在扩大产量、铺摊子的发展方式里，他已经意识到，佛山想往前走，只靠传统手工业底子远远不够，还得靠技术改造，让工业从粗加工往更有附加值、更讲效率的方向走。这条线后来几乎成了佛山制造业持续壮大的主脉。 具体到产业布局，他也没有让所有地方去抢同一种赛道，而是鼓励各个县结合自身条件错位发展。顺德把重心放在家电上，南海重点发力纺织和五金，佛山城区则继续做强陶瓷与轻工。这种安排说起来简单，其实背后是一种很清楚的发展判断：同一区域内部如果处处重复建设，看起来热闹，最后往往互相消耗；把不同板块各自擅长的东西做深做透，更容易形成集群效应。后来大家熟悉的“佛山制造”之所以能越打越响，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早期分工积累出来的结果。 除了产业分布，他也特别重视企业设备更新和工艺改良。当时很多本土工厂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加工阶段，要提升竞争力，就不能一直靠低门槛生产吃饭。他鼓励企业引进新设备、新技术，也吸收外部更成熟的管理经验，让本地工厂从“能生产”逐步走向“会制造”。这一步未必最显眼，却决定了一座工业城市后劲够不够足。 对外开放也是那几年绕不开的一环。佛山离港澳近，这种区位优势如果不用起来，就太可惜了。卢瑞华推动与港澳资本加强联系，引入“三来一补”企业，把境外资金、技术和管理办法带进来。这给佛山打开了一扇窗，本土工业由此接触到更广阔的市场，也学会了如何接轨外向型经济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那一时期的佛山，不只是珠三角内部的重要制造基地，也开始站到更靠前的位置参与开放竞争。 工业往前冲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忽略农业和城乡关系。彼时佛山周边城市消费需求增长很快，广州等大城市对果蔬、水产等农产品需求稳定，于是城郊型商品农业得到推进。传统农业不再只是自己种自己吃，而是逐渐转向面向市场组织生产，这对于增加农民收入、拉近城乡经济联系，都起到了很直接的作用。 城市建设方面，同样能看出他处理问题的方法不是只盯着中心城区，而是兼顾全域联系。一边要完善供水、供电、通信这些基本配套，对老城区作出更新，提高中心城区承载能力；另一边还得打通通向南海、顺德、三水、高明的重要公路，把原本相对分散的空间连接得更紧一些。路网改善之后，人流、物流和资金流动都会跟着快起来，一个组团式城市该有的骨架，也就在那个阶段慢慢搭出来了。 还有一点不能忽略，就是广佛关系。当年的广佛联动还远没有今天这么成熟，但方向已经出现了。凭借紧邻广州这一现实条件，卢瑞华推动两地基础设施衔接，本质上是在提前回应一个问题：佛山未来到底是单独长大，还是嵌入更大的区域网络里发展。从后来的城市演变来看，这样的预判显然很重要。 民生层面上，他对科技和人才看得很重，这其实仍然服务于整个工业化逻辑，但又不限于工业本身。职业教育的发展，是为了给制造业培养更多技术工人；中小学和乡镇卫生院建设，则是在补城乡公共服务欠账，让快速增长不至于只停留在经济数字上。此外，他也注意保护本地文化，把陶瓷、武术、粤剧这些属于佛山自己的文化记忆保留下来，没有让城市在加速发展里失掉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