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1年夏天，莫斯科遭到德军空袭，一位躺在病床上的中国女共产党员，再也没有等来回国的消息。她叫金维映，浙江岱山人，37岁。离世时，她远离故土，也没能再见丈夫李维汉和年幼的儿子。 多年以后，儿子李铁映从家乡开始寻找母亲留下的痕迹。那不是一次普通的寻亲，而是一个孩子在长大后，试图拼接母亲短暂而密集的一生。 金维映出生于1904年。家境贫寒，却有机会进入定海县立女子小学读书。校长沈毅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教育者，她从沈毅身上看到，读书不只是为了谋生，也可以用来改变社会。 后来，她到宁波女子师范求学，成绩突出，还担任过学生组织负责人。时代的风云很快推着她走出校园。她接触到瞿秋白、杨之华等共产党人后，逐渐意识到，单靠教育很难改变妇女和穷苦百姓的命运。 1926年10月，金维映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她参加罢课、罢工等活动，表现十分活跃。1927年局势突变，敌人抓不到她，便把她的父母和弟弟带走审问。家人没有吐露任何消息，后来才被释放。 父亲金荣贵知道女儿走的是一条危险的路，却没有阻拦。他明白，女儿不是为了个人前程，而是在寻找一条让穷人活得有尊严的道路。金维映离开浙江前，父亲亲自送她上路。这个背影，后来成了家人多年难以忘却的记忆。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，金维映接受了新的任务。1931年7月，她与邓小平一同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。一路上，两人需要隐蔽身份，白天避开盘查，夜间穿行在乡间小路。没有灯光，也不能大声交谈，稍有不慎便可能暴露。 抵达江西后，他们共同工作，感情也在并肩奔波中产生。邓小平此前的妻子张锡媛已因难产去世，金维映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。两人的婚姻持续时间并不长，1933年因工作和处境等原因分开，前后共同生活不到两年。 婚姻结束，并没有让金维映停下脚步。她在中央组织部门任职，与李维汉长期共事，后来两人结为夫妻。那时革命根据地的生活极其紧张，夫妻俩常常各自忙于工作，能够坐下来好好说话，反倒成了难得的事情。 1934年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。金维映告别江西，随部队踏上漫长征途。她翻山越岭，渡河过草地，身体在艰苦行军中不断消耗。有人回忆，她曾对身后的土地喊道：“红军一定会回来，我也一定会回来。” 1936年9月，金维映在陕北生下儿子。孩子取名罗小金，“罗”是李维汉原来的姓，“金”取自母亲金维映。由于革命工作繁重，孩子一度寄养在老乡家中。金维映在抗日军政学校和陕北公学从事干部教育，常被学生亲切地称为“阿金”。 她讲课、组织学习，也操心学员的衣食住行。那个年代，干部教育并不只是课堂上的事情，谁生病了，谁缺衣服，谁情绪低落，都可能需要她处理。她的工作细密而直接，带着很强的实际作风。 1938年，因长期行军和生育造成的身体损耗，金维映被安排前往苏联治病并学习。临行时，孩子被抱来送别。她把儿子搂在怀里，答应身体好些就回来。孩子哭着追问母亲要去哪里，她没有过多解释，只能转身离开。 到达莫斯科后，金维映一边接受治疗，一边在共产国际党校学习。她学习认真，曾参与学校的学习管理。可是，战争很快逼近。1941年6月，德国进攻苏联，莫斯科成为战火威胁下的城市。金维映病情恶化，最终在空袭中不幸去世。 她留下的，不仅是两段婚姻和一个儿子，还有中断多年的家书。金维映在苏区和延安期间，曾给浙江家中写信、寄钱寄物；长征和赴苏后，通信屡次中断。她的父母始终不知道女儿究竟身在何方，父亲临终前还嘱咐家人设法寻找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李维汉的工作十分繁重，李铁映曾在托儿所生活。成年以后，他始终想知道母亲来自哪里、走过哪些地方。1987年，他到浙江工作时，请人寻找母亲的亲属，终于得知金维映的弟弟仍在世。 几十年后，舅甥终于相见。那时，金维映的父母早已去世，家乡也只剩下零散的记忆和旧日传闻。李铁映后来多次前往母亲生活、战斗过的地方，所寻找的并非一张照片或一封旧信，而是母亲没有来得及亲口讲完的人生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