遵义会议那个场景，放在今天看依然很有看点。柏辉章公馆二楼那间屋子，挤满了人，空气里全是火药味。湘江战役刚刚过去，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，锐减到三万多人，可李德坐在那里，就是不认账。一个接一个复盘第五次反"围剿"的失败，说他不该拿装备兵力都处于劣势的红军，去打阵地决战。李德听完，还是那句话：我推行的战术没有错，红军失利是客观条件不利。他反对取消三人团，不肯交出那支笔。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，李德拼死捍卫的这套"堡垒对堡垒、短促突击"的打法，恰恰就是老蒋围剿红军最倚重的核心思路。两个人，一个攻一个守，一个修碉堡步步推进，一个筑工事层层抵御，其实用的是同一套逻辑：固定战场，逼对方正面硬拼，靠阵地决战定胜负。 前四次围剿，老蒋用的是长驱直入、分进合击的速战速决打法，四次全被红军打趴下。吃了亏以后，第五次他改了主意，干脆不用机动作战了，改用堡垒推进。他的原话是："匪区纵横不过五百里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，则不到一年，可以完全占领匪区。"意思很清楚，我不跟你急，我一天往前推两里地，修一座碉堡，稳扎稳打，把你的活动空间一点一点压缩掉，最后逼你在固定战场上跟我决战。 巧的是，李德这边也是这么想的，他从1933年9月进入中央苏区，就从博古手里接过了军事指挥权。他不了解实际，作风又霸道，听不得不同意见，只凭军事课本上那套正规作战经验，指挥红军打阵地战、堡垒战。结果就是，红军放弃了自己赖以取胜的运动战，跟优势敌人硬碰硬打阵地，处处设防、节节抵御，第五次反"围剿"就这么败了。 1934年10月，红军被迫从瑞金、于都出发，开始长征。可长征初期的指挥权还在博古、李德手里，他们又搞消极避战、逃跑主义，让红军损失惨重。湘江战役那一仗，是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战，八万六千人打到最后只剩三万多。 此时，老蒋已经判明了红军的动向。他觉得红军肯定会继续北上湘西，去和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，于是在湘西布下重兵，张网以待，就等着红军钻进这个包围圈。伍修权后来回忆，当时得到情报，老蒋已经在红军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兵力，"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"。 这时候，李德坚持原定方案，还要往湘西走，要把已经伤亡惨重的三万红军，往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。伍修权的原话是："如果按照这个意见办，红军可能会全军覆灭。"关键的转折就发生在1934年底到1935年初那三个星期里。12月12日，在湖南通道开紧急会议，12月18日，在黎平开会，经过激烈争论，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，红军开始向黔北挺进。 红军改道贵州，老蒋在湘西布下的那盘棋，一下就全落空了。几十万大军驻守湘西，全部扑空。老蒋分不清红军到底是要在黔北立足，还是要北上入川，或者折返湖南，整套围堵计划瞬间被打乱，各路部队只能仓促调动，长途追赶。 1935年1月初，红军从回龙场、江界河、茶山关三个渡口强渡乌江。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，全长一千多公里，集中落差两千多米，当地自古就有"横走天下路，难过乌江渡"的说法。红军战士乘着竹筏突破天险，击溃黔军江防部队，架设浮桥保障主力渡江，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于1月7日进占黔北重镇遵义。 进了遵义城，1月15日到17日，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会议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。会议集中解决两件事，一是要不要执行黎平会议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、如何摆脱追兵取得主动；二是总结第五次反"围剿"以来的问题。 会上，博古先作主报告，片面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，没认识到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。周恩来作副报告，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，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，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，可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。 会议最终作出决定，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"三人团"，也就是取消博古、李德的军事指挥权，明确指出博古、李德"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，以阵地战、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"，是第五次反"围剿"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。这个决议在红军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后正式通过。 遵义会议开完，红军的面貌变了。红军正式抛弃了和老蒋思路同质的僵化阵地战术，重新拾起机动迂回的运动战。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了。从1935年1月底到5月上旬，中央红军四渡赤水、兵临贵阳、奔袭云南、威逼昆明、巧渡金沙，彻底改变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。老蒋那套堡垒围堵、预设决战的打法没变，可红军一直灵活调整行军路线，老蒋几十万部队疲于奔命，再也无法锁定红军主力，只能一步步陷入被动。 李德在遵义会议会场拼死维护的堡垒战术，恰恰就是老蒋最倚重的围剿手段。当红军彻底抛弃这套打法，老蒋精心构建的围剿战略，根基便已经崩塌。手握重兵的老蒋为什么困不住长征路上的红军？答案就在这场会议里。不是他的兵不够多、装备不够好，而是他死守的那套阵地决战思维，在红军转为运动战的那一刻，就已经跟不上战场了。一方在变，一方不变，胜负的走向，从遵义会议那三天起，其实已经写好了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