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5年7月，北京，编剧张天民把一封信交到邓小平手中，信里没有激烈措辞，只有对电影《创业》创作经过的说明，以及对“十条意见”的逐条辩解。此时，这部影片已被叫停数月，主创人员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 事情的转折，藏在一部电影的几个镜头里。 1975年2月11日，农历大年初一，《创业》在北京及全国一些城市上映。影片讲述石油工人在艰苦条件下建设油田的故事，银幕上的井架、荒原和钻机，让许多石油职工感到亲切。影片上映后，报纸也进行了积极报道，观众反响相当热烈。 有意思的是，热闹并没有持续多久。上映第三天，影片突然停止放映。没有公开说明，也没有给创作人员留下充分准备，连不少参与审查和发行工作的人都感到意外。 《创业》并非一部临时拼凑的作品。它以大庆石油会战等历史背景为基础，塑造了石油工人群体形象，也写到了当年在油田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干部和技术人员。影片中，工人学习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的情节，成为后来争论的焦点。 这场争论，并不单纯是镜头好不好、台词顺不顺的问题。影片上映之际，江青等人在文艺和宣传领域仍有很强影响力。1975年初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后，政治气氛本就复杂，江青对影片的态度，也随着外部形势变化而发生了转折。 在影片送审过程中，王洪文曾批示同意放映，张春桥、姚文元也作了认可性意见。江青最初没有表现出强烈反对，影片因此得以进入发行环节。可当新华社和《人民日报》对影片给予较高评价后，情况很快变了。 据当事人回忆，江青观看影片时情绪激烈，曾表示：“这不是艺术问题，是政治问题。”她还提出要组织座谈、撰写文章，对影片进行批判。这样的表态，使原本针对一部电影的意见，迅速变成了政治审查。 江青不满的重点，集中在影片对石油会战组织者和历史背景的表现上。她认为，片中有关送书、会战指挥等内容，可能是在肯定某些受到批评的干部，甚至把影片说成是在“为余秋里树碑立传”。 余秋里曾任石油工业部部长，康世恩也长期参与石油工业建设。把他们在油田会战中的历史作用全部抹去，显然无法解释石油工业发展的真实过程。但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，历史事实往往被重新贴上政治标签，创作者很难只凭作品本身进行申辩。 江青随后列出所谓“十条意见”，要求追查影片的创作背景，甚至追问剧中人物、台词和事件与哪些人有关。对主创人员来说，这意味着电影问题已经延伸到个人政治处境。 张天民没有沉默。他在信中说明，影片中的一些话虽然出自领导干部，但许多内容本来就是石油工人长期流传、反复使用的语言，不能因为某位领导曾经说过，就认定影片是在为个人歌功颂德。 这封信后来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。毛泽东对影片作了认真处理，并分两次看完。据工作人员回忆，观影过程中，他看到一些表现石油工人艰苦劳动和建设油田的镜头时，曾几度落泪。这个细节，后来成为许多亲历者谈及此事时反复提到的内容。 1975年7月25日，毛泽东作出批示：“此片无大错，建议通过发行！”短短十一个字，改变了《创业》的处境，也否定了将影片全面政治化处理的做法。 批示传达后，影片的问题并未立即彻底消失，江青仍对创作组进行责难，放映和舆论工作也受到影响。不过，毛泽东的意见为影片保留了继续发行的可能，更使创作者获得了一定保护。 《创业》的风波，表面看是一次电影审查争执，背后却涉及怎样评价石油会战、怎样处理历史人物，以及文艺作品能否依据事实塑造劳动者形象。张天民那封信之所以重要，不只因为它替一部电影辩护，也因为它把创作过程和现实依据摆到了桌面上。 后来，随着“四人帮”被粉碎，围绕《创业》的批判才逐步得到清理。那段被突然按下暂停键的放映经历，也由一场电影风波，留下了关于历史真实与政治干预的特殊记录。 特别